“人間珠玉安足取，豈如陽羨一丸土”。陽羨，曾名荊溪，北宋以后改稱宜興，是聞名世界的陶都。自古以來，人們對宜興不乏美譽之詞，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擁有獨特的紫砂陶土。盛產(chǎn)于鼎蜀鎮(zhèn)附近山丘之中的這種陶土，主要有紫泥、本山綠泥、紅泥三類，可以單獨成器，也可以配比摻和使用。砂泥的質(zhì)地細膩柔潤，可塑性極強，可以任意雕接捏塑，讓作者的藝術(shù)構(gòu)思和制作技巧得到完美的傾瀉。
關(guān)于紫砂陶器的創(chuàng)制年代，有學者依據(jù)宋代筆記雜著中某些記載追溯到北宋，如梅堯臣《宛陵集》中的寄茶詩句：“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１９７６年宜興羊角山紫砂古窯的發(fā)掘，出土了一批相當于北宋中期以后的紫砂殘器，為這一說法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但目前一般仍以明清兩代史籍專著《陽羨茗壺系》、《陽羨茗陶錄》所述，將明代弘治、正德年間作為砂器的草創(chuàng)階段，歷來稱頌金沙寺僧和供春為鼻祖。之后，名匠輩出、百品競爭，進入了紫砂制作的典范時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宜興紫砂的制作達到了頂峰，時人向往簡單樸實的生活，砂器純真無華、凝重樸凈的個性契合他們在美學上追尋幽野之趣的理想；又由于陳曼生等文人的參與，將詩詞、書法、繪畫、金石篆刻相兼于一體，“借物寄情，依物言志”，出現(xiàn)了很多內(nèi)涵深邃的具有文人氣息的珍品，形成獨特的紫砂壺藝，富有藝術(shù)情趣和欣賞價值，文人墨客唱和吟詠，富公巨卿爭相購買，上自達官貴人，下至平常百姓，無不鐘情。
嘉慶時期，文人學士開始與陶人合作，為其作品題寫詩文，尤其是陳曼生親自手繪十八壺式，延請楊彭年、楊葆年、楊鳳年、邵二泉、申錫、吳月亭等一流陶工制作；隨后，曼生親自捉刀，以俊逸的刀法，在壺上刻雄奇古雅的書體和契合茶壺本身意境的題句。
曼生，即陳鴻壽（１７６８－１８２２），字子恭，浙江錢塘人，能書善畫，精于雕琢，以書法篆刻成名，為西泠八家之一，藝名昭顯。嘉慶二十一年，在宜興附近的溧陽為官，結(jié)識了楊彭年，并對楊氏“一門眷屬”的制壺技藝給予鼓勵和支持。更因自己酷嗜砂器，于是在公余之暇，辨別砂質(zhì)，創(chuàng)制新樣，設(shè)計多種造型簡潔、利于裝飾的壺形。自此，文人壺風大盛，“名士名工，相得益彰”的韻味，將紫砂創(chuàng)作導入另一境界，形象地給予人們視覺上美的享受。在紫砂歷史上便出現(xiàn)了“曼生壺”或“曼生銘，彭年制砂壺”等名詞，表面看來，鐫刻名士和制壺名工“固屬兩美”，實際上，名壺以名士銘款而聞名。雖然寫在壺上的詩文書畫依壺而流傳，但壺隨字貴。
傳世“曼生壺”，無論是詩，是文，或是金石、磚瓦文字，都是寫刻在壺的腹部或肩部，而且滿肩、滿腹，占據(jù)空間較大，非常顯眼，再加上署款“曼生”、“曼生銘”、“阿曼陀室”，或“曼生為七薌題”等等，都是刻在壺身最為引人注目的位置，格外突出。尤其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陳曼生一反宜興紫砂工藝的傳統(tǒng)作法，竟將壺底中央鈐蓋陶人印記的部位蓋上自己的大印“阿曼陀室”，而把制陶人的印章移在壺蓋里或壺把下腹部，如不留意，往往是看不到的。臺灣殷瑗廬收藏之曼生壺多達十余件，諸如：楊彭年款陳曼生銘紫砂圓笠壺、楊彭年款陳曼生銘紫砂合歡壺，線條簡潔、做工規(guī)整，刀法純熟、刻工精細，壺底印“阿曼陀室”，運刀猶如雷霆萬鈞，顯得雄健樸茂，金石味十足；壺把下方“彭年”小??；此壺當“名士名工”壺中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