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是日本文化的代表與結晶。在日本，有關茶道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但不能否認，其中就茶道而論茶道的偏主觀性的研究居多。如對日本茶道中的美意識——“わび”（可譯為閑靜）的研究，大都在日本茶道的道具中去取證，最多也不過追溯至中世的文學。① 本文力圖放開視野，用客觀的眼光從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即從中國文物的東渡及其對日本茶道的影響中來取證，以探討“わび”美意識形成的物質基礎。
中國與日本有兩千年的交流歷史。在這兩千年中，中國文物的東渡始終不斷。隨著日本社會文化的繁榮發(fā)達，日本人對中國文物的認識愈加深入，其喜愛程度也愈加執(zhí)著。7世紀至9世紀的遣唐使所帶回去的中國文物，對日本奈良時代文明程度的推進，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這已被學術界給予了很確切的評價。為節(jié)省篇幅，本文將著重論述遣唐使以后的情況。
公元894年，日本的平安時代正處于鼎盛時期。由于中國唐末政局的動亂，以及日本國內的外戚勢力——藤原一族逐步走向專權，朝廷國庫空虛，無法承擔派遣遣唐史所需巨大經(jīng)濟開支，促使右大臣菅原道真上書提議中止派遣遣唐使。中日間長達300年的國家間交往告一段落。但五代過后，北宋的商船便頻繁地開往日本，五彩繽紛的中國商品點輟著藤原貴族們奢侈優(yōu)雅的內宮生活，各式中國文物被鑲嵌在國風文化的多彩的畫卷里。據(jù)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統(tǒng)計，自978年起至北宋末的1116年止的138年中，中國商船的往來記載共有70次。而且來往的情況是較正常、較有秩序的。其間的最長間隔只有6年。② 這些大都來自中國江浙地區(qū)的商船一般?？吭诓┒?。身居京都的皇室、貴卿們派心腹去博多大量采辦，若有剩余，才允許一般貴族及地方官員們購買。因為中國商品及文物主要供給京都貴族享用，所以，有的中國商人索性將貨船開往敦賀拋錨。敦賀位于緊靠琵琶湖的日本海一面，離琵琶湖僅幾十公里。中國貨物從敦賀運至琵琶湖便可利用水路直抵京都。當時，東渡日本的中國貨物的種類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書籍、綾、香藥、茶碗、文具。宋神宗曾向當時來華的日本僧人成尋（1011—1081）詢問日本人需要何種中國貨物，成尋的回答是香藥、茶碗、錦、蘇方。北宋的商人還常常直接向當時的最高當權者獻禮。1028年，福州的客商周文裔就向當時的右大臣藤原實資送過翠紋花錦、小紋絲錦、大紋白綾、麝香、丁香、沈香、薰香、各種信紙等等。有時，中國商船還帶去孔雀、鵝、鸚鵡等珍奇動物。這些中國貨物受到京都貴族們的絕對青睞是不言自喻的。1028年，當時的攝關政權的最高實權派藤原賴通就曾在清涼殿內宮觀看中國文物，他還曾寫信給在華留學的日本僧人寂昭，托寂昭買一些他喜愛的佛教書籍?？梢?，當時許多中國貨物成為了貴族們的生活必需品，貴族們對此的依賴性很大。僅香藥一項，日本的需要量就很大，要求的種類也頗多。這是因為，這些香藥被各家貴族取用后，內宮的女眷們用此調合成各家獨特的香團放在薰香爐里點燃用來薰層層疊疊的“十二單”禮服和長長的垂發(fā)。其香氣的是否高雅、是否獨特，成為評價家族品位高低的一項內容。另外，其“十二單”的里里外外的綾羅綢緞的絕大部分，是采用了從中國進口的面料。能擁有和使用更多的中國物品，表示著富有與高貴。由此，貴族們對中國物品的爭奪是相當激烈的。藤原家族為保持自己一族對中國貨品的壟斷地位，并以此來維持自家的絕對統(tǒng)治地位，嚴厲禁止日本商人私自與中國通商并對中國商人在日本的一切活動施以嚴格的監(jiān)視。即便如此，藤原家族也沒能主動派出政府級的商船赴中國與北宋進行國家間的正式貿易。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藤原氏對北宋所沿襲的對日本的非對等關系的東夷撫慰政策不滿意。
從這一點上來看，進入南宋時期的情況就不同了。在保元之亂（1156）和平治之亂（1159）中一掃異己勢力的武將平清盛獨攬了朝政。為解決朝政的財政困難，平清盛大膽地沖破了“寧無唐物，不可稱臣”的保守勢力的阻撓，大力推行與南宋的貿易。為此，他在攝津的福原（現(xiàn)兵庫縣神戶市）特別修筑了通商港口和別墅，特別監(jiān)理中日貿易并把南宋商人叫到自家的別墅里來作客，為此，還特意請來后白河法皇同席。當1172年南宋的明州（今寧波）刺史捎來寫有“賜日本國王”的禮品單及禮品時，平清盛亦不顧及“賜”字中包含著的臣屬關系云云之事，斷然給明州刺史回信表示了加強與南宋的貿易往來的意愿。由此，在這一時期里，日本商船頻繁來華，成為這一時期中日貿易往來的主力軍。中日間的交通與物品的交換成了極其日常性的行為，先后有120余位日本僧人搭乘商船赴中國留學、考察、參拜佛教圣地，也有幾十位中國僧人赴日本指導、主持寺院工作，雙方的信件往來亦較為頻繁。
平清盛利用與南宋通商所獲得的利潤，加強了自己的經(jīng)濟基礎，穩(wěn)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中國貨物也支持著平氏一族的豪華生活?！镀郊椅镎Z》曾這樣描繪平氏的繁榮:平氏的家里充滿綺羅，堂上如花，車馬云集門前，揚州之金、荊州之珠、吳郡之綾、蜀江之錦，七珍萬寶，應有盡有。③ 其中所提到的來自揚州、荊州、吳郡、蜀江的舶來品，無不與中日貿易活動的開展有關。這一時期中國貨物的主要類別仍然是香藥、書籍、面料、文具、茶碗等幾大項。據(jù)記載，宋商劉文仲曾把東坡指掌圖二帖、五代記十帖、唐書十帖獻給左大臣藤原賴長，平清盛曾于1174年將新版的《太平御覽》獻給高倉天皇，源范賴曾把中國墨10塊、中國席子50張獻給后白河法皇。從這些記載來看，可以說來自中國的物品始終在日本上層社會里享有極高的盛譽，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對中國物品的使用、需求越來越細致，越來越深入。特別是至今仍有案可查的120余名日本和尚來到中國，攜回了許多的佛具、文物。這些中國物品大都是他們在中國用慣了的心愛的東西。所以，當他們把這些物品拿回日本時，就連同與這些物品有關的中國文化亦帶了回去。他們把臨行前師傅的贈言和師傅的肖像掛在禪室里，日日參拜，勵行修禪。這為日后的中國文物在日本成為鑒賞的對象提供了開端。更值得一提的是榮西和尚于1191年從中國天臺山帶回了茶種，使在日本一度衰落了的飲茶重新振興，這便成為日后日本茶道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質載體。其間，中國禪僧蘭溪道隆于1247年、兀庵普寧于1260年、大休正念于1270年相繼東渡，對中國文物在日本的普及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進入元代，忽必烈于1274年和1281年兩次出兵日本，均遭到了失敗。中日即使在交戰(zhàn)的情況下，也沒停止民間貿易的往來，雙方政府對對方的貿易船均采取了寬松的政策。據(jù)木宮泰彥的統(tǒng)計，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間，共有43次民間商船往來的記錄。特別是在元末的最后70年間，即1300年至1364年之間，商船的往來十分頻繁，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段時期。并且，幾乎是一色的日本商船。日本商人如此積極地來往于中日之間，是因為中日貿易可以帶來莫大的利潤。其間還有執(zhí)政者親自派遣的商船。例如，1325年實權派北條氏為籌集鐮倉建長寺的營造費派船一只，1332年為籌集京都住吉神社的營造費派船一只，1352年足利政權為籌集京都天龍寺營造費派船一只，1367年又有人為籌集療養(yǎng)院營造費派船一只。這些船來中國經(jīng)商載回的中國貨物中，其文物的比重較之前一時代增加了許多。這與以下情況的出現(xiàn)不無關系:宋元時期來中國學習、巡禮的日本僧人人數(shù)猛增，據(jù)保守統(tǒng)計在400—500人以上。這些僧侶不像是遣唐留學僧那樣住在公家安排的寺院里專心學經(jīng)修行，而大都是一些私費來華僧，并且許多僧人的來華目的在于尋古觀光。所以，他們活動的范圍大，接觸的人層廣，了解的生活深入。加之，在宋元之間，中國赴日本講經(jīng)傳法的僧侶人數(shù)亦增多了。他們把中國禪寺的建筑形式、清規(guī)戒律、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原裝地帶到日本，在日本建立起了中國式的寺院。例如，蘭溪道隆不僅親手建立了建長寺，而且還把自己的弟子從中國招去使之做了第二任、第三任的住持。
由于以上種種原因，在日本有相當一部分上層人士、宗教界人士對中國的文物十分熟悉和喜愛，中國文物甚至成了身份與財富的象征。從這一時期起，日本人把從中國傳去的文物統(tǒng)稱為“唐物”。由于日本國內對唐物需求量猛增，日本一方對中國貿易要求就越大了。據(jù)說1325年由日本官方派去的建長寺船的直接目的是要去中國辦一些禪院用的日雜品。另有，1352年的天龍寺船載回了相當一批青瓷。這些青瓷是當時的龍安窯（浙江）燒制的，特點是器形大、施釉厚、刻有暗花，別具一格。于是這批瓷器被單獨定義為天龍寺青瓷，被視為最高檔次的唐物。就這樣，獲取、收藏、展示、買賣這些唐物成為日本上層武士、商人的一大文化社交活動，由此引發(fā)了日本茶道的誕生。
大約1300—1364年的這段時期里，在元朝與日本頻繁進行貿易往來、人員交流的歷史背景之下，日本的上層社會里流傳著這樣一種集會方式。它把唐物展示會、酒會、茶會合為一體，稱為“茶寄合”。從《太平記》④ 中舉一個例子。佐佐木導譽（1296—1373）是南北朝時期新興的守護大名。在他召集的“茶寄合”上，到處擺放著中國、日本的各色珍寶。每只椅子上都鋪著豹皮或虎皮，在會場的前方放著許多中國綢緞，左右掛著中國畫家思恭、牧溪的水墨畫，桌子上擺著唐銅花瓶、錫金的香匙。另有許多中國畫掛于堂內。在享受完山珍海味的大宴之后，再飲三輪酒。之后，進入斗茶。所謂斗茶是將十碗茶先后提供給客人品嘗，讓客人猜出哪些是京都木母尾山出產(chǎn)的最上等的好茶。斗茶會之后便是發(fā)獎大會。所準備的上百種獎品都是一些唐物。有掛軸、香爐、香木、茶碗、花瓶之類。同是這位佐佐木導譽，有一次把京都的顯貴召集到郊外的一處風景勝地，此處有一座小橋，佐佐木把小橋兩側的欄桿用絹綾包裹起來，把欄桿上部的望柱頭貼上金箔，在橋面的木板上鋪滿吳郡的綾子、蜀江的錦緞，在櫻花樹下，兩只巨大的香爐燃著從中國進口的香木，香氣四處飄逸，宛如仙境一般。在櫻花樹下，人們享盡山珍海味之后，進行斗茶比賽，獎品堆積如山。在這種“茶寄合”上，似乎喝茶是次要的，展示唐物才是主要的。這種“茶寄合”也可稱做中國文物的交流展示會。由于這種用來顯示新興武士財富的活動愈演愈烈，以至在1336年建武新政的施政宣言上提出要制止這種侈糜的社會風氣。但是，在這種中國文物的交流展示會已逐步形成了其后形成的日本茶道的大體框架。如“茶寄合”的進行方式為:前半為宴會，后半為吃茶，中間稍事休息。這種安排與其后的日本茶道的形式是相同的。
雖然至15世紀時，日本人對中國文物的認識已有了相當?shù)倪M步，但不能不承認，由于中日兩國的風土、氣候、歷史文化的差異，中國文物直接進入日本的文化生活是有困難的。例如，四壁可拆卸的日式房屋不利于掛軸的陳設；因日式房間里沒有固定的桌、椅、多寶閣等，使中國文物無法日常性展示；再有，由于中國文物來源自中國南北的廣大地域，其功能、材料、式樣、色彩各有千秋，如何擺放也是個難題。加之，關于中國文物的分類、欣賞方法更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關于上述問題，均可以在下一個時代中找出答案。
至明代，中日政府間的來往實際上已斷絕了500年之久。平清盛雖代表日本政府一度曾與中國通商，但其對方僅限于寧波府，并沒有直接與中國的中央政府接觸。至明代初期，明太祖建新朝，沿海被倭寇騷擾得很厲害，時時報急。明太祖為求邊海平安曾幾次派人去日本要求整肅倭寇。但日本當時正處于南北朝分裂時期，把守著九州的屬南朝勢力的懷良親王多次將中國使臣拘留、殺害，使得中日關系遲遲不能恢復正常。1392年日本南北朝統(tǒng)一，足利義滿掌管了朝政?？嘤谪斦萁叩淖憷x滿急于與中國通商，苦于倭寇的明朝政府亦急于要求日本抑制倭寇，于是促成了“勘合貿易”的成立?？焙腺Q易分成前后兩期。1404—1419年為第一期，共15年。這期間，日本派船6次，大都是由政府掌握的貿易船，有濃厚的朝貢色彩。中國亦回使7次，帶去了豐厚的賜品，有安撫酬勞的意思。第二期勘合貿易為1431—1547年，共116年。這期間日本派船11次，其中私船組隊占多數(shù)。這是因為，細川、大內等地方大名的勢力急速膨脹，為爭奪與中國的貿易權，兩者甚至于1523年在寧波大打出手。由于第二時期的勘合貿易中的朝貢色彩很淡，所以，中方只派過一次使節(jié)赴日。
勘合貿易給日本帶來了莫大的經(jīng)濟利益。那一時期日本已流通貨幣，而所有的流通貨幣—銅錢都是由中國提供的。有幾次足利政權感到國庫空虛時還反復要求明朝下賜銅錢。豐富的賞賜品支持著足利將軍一族的奢侈生活，其中的中國書籍、繪畫、工藝品也為日本文化的發(fā)展、茶道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舉一個例子，1453年，中國明朝廷的賞賜品有白金300兩、飾花絨錦4匹、纟 寧絲30匹、羅28匹、紗28匹、彩絹30匹、金轎1臺、交椅1對、銀茶瓶2個、銀茶匙2個、古銅香爐2個、金碗20個、香臺100個、燈籠4對、兔毫筆300支、虎皮50張、熊皮30張、豹皮30張、鸚鵡20只。1435年6月5日《滿濟準后日記》里說:“其賞賜品裝在60只箱子里，堆積如山?！雹?這些賞賜受到了日本上層社會的極大青睞。雖說朝貢方式的貿易令日本人感到不舒服，但莫大的經(jīng)濟利益驅使日本人把維護國體的問題拋在了腦后。隨著勘合貿易的展開，日本人對中國文物的追求、傾倒到了狂熱的地步。1436年，日本使者在北京反復要求增加賞賜品的數(shù)量，還表示不給就不回日本。結果是明朝廷又增賜了2個大香爐（一個就重620斤）、2個小香爐、1個方香爐、1對銅花瓶、1對黃銅的龜鶴擺設才算解決問題。
如此大量的中國文物涌進日本，加之大多數(shù)中國文物屬耐用品，幾百年積攢下來之后，其數(shù)量就很可觀。中國文物在日本的受容，使日本文化的許多方面發(fā)生了變化。在這以前日本房屋的四壁都是由可拆卸的紙隔扇構成的，而到了這一時期，其中的一面墻或兩面墻被固定了下來，并安裝上了固定的小架子。根據(jù)功能和式樣被稱作文具臺、壁龕、多寶閣、茶具架、展示臺等等。日本人稱這種新式建筑為“會所”。會所式建筑最先是在足利將軍的府上形成的。不用說，獨自占用了賞賜品的將軍自然會最先產(chǎn)生改造日本建筑形式的要求。會所式的建筑的形成，解決了中國文物的擺置空間問題。⑥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將堆積如山的中國文物擺置得好看一些，進而如何鑒賞好、保管好。應此要求，足利政府設了一種特殊的官職叫“中國文物專任”。能阿彌（1397—1471）和他的兒孫三代都是出色的中國文物專任。1476年，能阿彌著《君臺觀左右賬記》即是一本供將軍隨時翻閱的將軍府上所藏的中國文物索引。其中還對中國文物的擺置方法做了許多規(guī)定。如開章的第一段就說:“在文物展示壁龕里，如果掛上三幅或五幅畫軸的話，其前面一定要把一個可折疊的小桌幾放在前面，如果掛軸太長的話就將桌幾的腿折起來。桌幾的上面要擺上花瓶、燭臺、香爐和調香用的小筷子、裝香木用的小盒子。如果桌幾的兩側想再擺花瓶的話，要擺成對的，花瓶下的瓶托也要一樣才好?！苯?jīng)能阿彌等中國文物專任們的反復實踐，堆積如山的中國文物被一一分類、有序地展示起來。但對每一件文物的應用性開發(fā)，對其形質的美術鑒賞還需進一步深化。
不論古今中外，聚會的最普遍的形式是共同飲食。日本14世紀以來的唐物展示會都伴隨有酒宴和茶會。當然，唐物展示會、酒會、茶會這三項活動內容的比例，根據(jù)聚會當時的具體情況是有側重的。在暴發(fā)戶的聚會上，唐物展示和酒宴的比重就突出一些；而在將軍貴族的聚會上，唐物展示和茶會的比重就大一些；在隱士墨客的聚會上，茶會的比重就大一些。隨著日本各界對唐物認識的深入，簡單地、粗俗地以量取勝的中國文物展示活動逐漸變成對唐物精品的共同探討鑒賞活動。于是，唐物展示會、酒宴、茶會被有機地編排在了一起，形成了日本茶道。在日本茶道里，唐物不再是冰冷冷的被放在多寶閣上的東西。日本茶道創(chuàng)造機會，讓每一位到場的客人都有機會撫摸把玩中國文物，讓客人盡享唐物之樂。唐物也不再是獎賞物，唐物變身為藝術珍品。讓我們簡單地看一看形成于15世紀的日本茶道的行進過程與內容。
在舉行茶事的茶室里，鋪有四張半“榻榻米”約有7平方米的面積。茶室里設有壁龕，掛有字畫一幅?？腿诉M入茶室須在字畫前跪坐，先欣賞畫中心部分，然后看字畫的眉錦、上隔水、下隔水、天頭、地頭、軸頭等裱裝部分。之后，客人移至茶具架前，欣賞茶爐、茶釜、水罐之后才能入座。按規(guī)定，入座后就要向主人請教字畫的來龍去脈、藝術內涵等情況，以此來確認自己欣賞結果是否正確。接下來是添炭，當主人從香盒里取出香片放入炭爐再將香盒蓋起來的一瞬間，客人必須按規(guī)定說:“請讓我欣賞一下您的香盒?！苯酉聛硎且粶瞬⑴溆猩倭壳寰频恼写腿擞辛x務對每一件碗、盤、杯一一仔細觀察并向主人詢問。接下來是吃甜點，爾后，前半席便結束。客人到茶庭小息，約20分鐘之后重新入席。這時，壁龕里換上了掛花，主人進行點濃茶的表演?？腿税匆?guī)定對所用的茶碗進行提問，如碗的出廠窯，制作者是誰，有何緣由，有何雅號等等。當主人示意濃茶表演到此結束時，客人必須說:“請讓我欣賞一下您的裝濃茶的小罐、包罐子用的布袋和舀茶用的茶勺?！苯酉聛硎屈c薄茶的表演，客人也要向主人提出要求欣賞裝薄茶用的茶盒等等，并把這些小道具拿在手里愛撫一番。之后退席告別。整個茶事共4個小時，在這4個小時里，主客共同欣賞了字畫、香盒、花瓶、茶罐、茶盒、茶碗、茶勺、清水罐等道具。這些茶具輪流出場，均受到主客的愛撫和注目，其中的一些精品自然會使客人大飽眼福。而下一次茶事上，又可以欣賞到另一組茶具。中國文物由此得到了合理有序的展示。日本茶人們把每一次茶事上用過的道具一一記錄下來，稱作“茶會記”。而這種茶會記是日本茶道史料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日本人對中國文物認識、追求、鑒賞、收藏、展示交流的過程，就是日本茶道形成的過程。
處于這個過程的終極點的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2）。在千利休生活的時代里，正是“嘉靖（1522—1567）之倭患”的高潮期。中國文物的價位在日本直線上升。在中國文物嚴重供不應求的時代背景之下，便逐漸產(chǎn)生了用日本自產(chǎn)的“和物”代替“唐物”的做法。這便促成了草庵茶的誕生。自千利休起，日本茶道成為了一種全民性的文化活動，茶道具中的和物比例也逐步加大。千利休提出:“只要有一件中國文物就能稱作茶人”，可見在千利休以前，沒有很多唐物的人是搞不了茶道、當不上茶人的。但千利休對茶人標準的放松，也恰恰說明了日本茶道的形成歷史。在千利休的倡導之下，人們開始從不均稱的、不光滑的、枯淡簡素的和物中去尋找美，并把此種審美規(guī)定為“わび”，還賦予了深奧的禪意。但不得不承認，“わび”的出發(fā)點是對唐物的無可奈何的否定。這個“無可奈何”包括價位的問題，也包括其精湛的工藝之不可及的問題。我們在尊重部分學界同仁從日本人的自然觀、宗教觀、世界觀方面對日本茶道的美意識的詮釋的同時，應冷靜地、科學地考察其歷史的形成問題，這是十分有必要的。
罐子用的布袋和舀茶用的茶勺?！苯酉聛硎屈c薄茶的表演，客人也要向主人提出要求欣賞裝薄茶用的茶盒等等，并把這些小道具拿在手里愛撫一番。之后退席告別。整個茶事共4個小時，在這4個小時里，主客共同欣賞了字畫、香盒、花瓶、茶罐、茶盒、茶碗、茶勺、清水罐等道具。這些茶具輪流出場，均受到主客的愛撫和注目，其中的一些精品自然會使客人大飽眼福。而下一次茶事上，又可以欣賞到另一組茶具。中國文物由此得到了合理有序的展示。日本茶人們把每一次茶事上用過的道具一一記錄下來，稱作“茶會記”。而這種茶會記是日本茶道史料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日本人對中國文物認識、追求、鑒賞、收藏、展示交流的過程，就是日本茶道形成的過程。
處于這個過程的終極點的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2）。在千利休生活的時代里，正是“嘉靖（1522—1567）之倭患”的高潮期。中國文物的價位在日本直線上升。在中國文物嚴重供不應求的時代背景之下，便逐漸產(chǎn)生了用日本自產(chǎn)的“和物”代替“唐物”的做法。這便促成了草庵茶的誕生。自千利休起，日本茶道成為了一種全民性的文化活動，茶道具中的和物比例也逐步加大。千利休提出:“只要有一件中國文物就能稱作茶人”，可見在千利休以前，沒有很多唐物的人是搞不了茶道、當不上茶人的。但千利休對茶人標準的放松，也恰恰說明了日本茶道的形成歷史。在千利休的倡導之下，人們開始從不均稱的、不光滑的、枯淡簡素的和物中去尋找美，并把此種審美規(guī)定為“わび”，還賦予了深奧的禪意。但不得不承認，“わび”的出發(fā)點是對唐物的無可奈何的否定。這個“無可奈何”包括價位的問題，也包括其精湛的工藝之不可及的問題。我們在尊重部分學界同仁從日本人的自然觀、宗教觀、世界觀方面對日本茶道的美意識的詮釋的同時，應冷靜地、科學地考察其歷史的形成問題，這是十分有必要的。
（責任編輯:林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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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類的研究有:水尾比呂志『わび』、淡交社、1971年。
②倉沢行洋『蕓道の哲學』、東方出版、1983年。
③ 『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71—72頁。
④ 『史料日本茶道史』、主婦の友社、1995年、115頁。
⑤ 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87年、254—262頁。
⑥ 熊倉功夫『生活と蕓術』、日本放送出版會、1985年、49—59頁。
⑦ 滕軍:《日本茶道文化概論》，東方出版社，199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