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是將云南特有的喬木大葉種茶葉經(jīng)過加工與發(fā)酵后，通過特殊的方式將茶葉的纖維物質與茶汁分離，將獲得的茶汁進行再加工，還原成更高一級的固態(tài)速溶茶。
其實，只要注意中國茶葉發(fā)展歷史，尤其是制茶工藝演化歷史，就可以看出，普洱茶膏是在借鑒唐朝與宋朝制作茶膏的工藝的基礎上演化而來，也是唐宋茶膏的延續(xù)。
在中國的歷史發(fā)展中，唐代是我國茶業(yè)和茶葉文化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史稱“茶興于唐”。陸羽作《茶經(jīng)》、建立茶政收稅、茶馬貿(mào)易、民貢與官貢茶品的出現(xiàn)，都標志著茶業(yè)在唐代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這期間，茶膏也作為貢品悄然出現(xiàn)，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貢方式出現(xiàn)。
唐代的貢茶分為民貢與官焙兩種;所謂民貢是由地方官吏將上等的好茶主動向朝廷進獻，屬于土貢性質，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廬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帶)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進貢茶葉，這在唐代尚屬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設立貢茶院，官營督造，專業(yè)制作貢茶。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長興與常州宜興交界的顧渚山建立顧渚貢茶院。
茶膏則是沿著民貢這條線浮上水面的。據(jù)吳任臣《十國春秋》記載，早在南唐閩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貢品茶膏進獻，即“貢建州茶膏，制以異味，膠以金縷，名曰耐重兒，凡八枚”。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第一，“茶膏”字樣正式出現(xiàn);第二，外部用金絲芽裝扮，顯示貴重;第三，數(shù)量極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貢茶以多少擔計算。凸顯珍貴。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備一種顯赫的身份，是其它貢茶所不能比擬的。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尊貴，使它在貢茶中處于上品，被納入史書的記載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來的呢?
我們在仔細研究陸羽的《茶經(jīng)》及唐代的制茶工藝后，可以做一個初步判斷：茶膏的出現(xiàn)與唐代作餅制茶工藝有直接的關系。
蒸青作餅的制茶工藝在唐代已經(jīng)逐漸完善，這種陳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葉加工的主流。陸羽 在《茶經(jīng)》中對這種制茶工藝歸納為十四個字，即“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這里的“蒸、搗、拍”三個工序極易將茶葉中的部分茶汁與纖維物質分離，在空氣氧化作用下，出現(xiàn)膏化現(xiàn)象。陸羽老先生在他所處的年代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并在《茶經(jīng)》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皺”等文字。而且陸羽認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皺”的外形，這里指的“皺”，是含膏的表現(xiàn)，即外形褶皺，茶汁流失少、茶味濃?！恫杞?jīng)》中列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皺”的代表。
但是，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陸羽從制作餅茶中發(fā)現(xiàn)了茶汁溢出后出現(xiàn)“膏化”現(xiàn)象，并認為這個“膏”是茶葉中的好東西，但他沒有將茶汁與茶葉中的纖維物質徹底分離，而只是讓“膏”仍然保持在茶餅的表面，與真正意義上的“茶膏”還有一定的距離。即使后來出現(xiàn)民貢的“茶膏”，都沒有脫離茶葉的原始形態(tài)，都屬于“含膏”的性質。唐代《國史補》記載唐代官貢茶品有十幾個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