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紫砂穿心銚
根據(jù)《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軍著)中先容，受中國明清烹茶道影響的日本煎茶道中使用的紗銚，一般是用白泥或紅泥制成，容量在500—1000毫升之間，其中以日本文政時期(1818—1830)從中國潮汕、漳州地區(qū)入口的“文政渡砂銚”聞名。“文政渡砂銚”以白泥為料，壁薄如紙，煮出的水口感柔和，用此水泡出的茶香高味道美。而日本煎茶道則是在17—19世紀間將中國明代的文士茶變通定格，汲取營養(yǎng)，咀嚼其精髓而創(chuàng)成的。
從目前所知的中國歷代茶書的內容中可以考證：在明代之前作為煮水的容器“銚”并不太講究，只是“銅鍾鼎鋞鋗鉇銚”中的一種銅制容器，而一般茶人只是較注重候湯的重要性。直到明代文士茶的流行與普及，對于茶器的講究又上了一個層次。在明代張源《茶錄》(1595年)中提到“桑苧翁煮茶用銀瓢，謂過于奢靡。后用瓷器又不能持久，卒歸于銀……在山齋茅舍，惟用錫瓢，亦無損香、色、味。”而在中國茶史上據(jù)有重要地位的明代許次紓的《茶疏》(1597年)中有了更深的解釋：“煮水器：金乃水母，錫備柔剛，味不咸澀，作銚最良。銚必穿其心，令透火氣，沸速則鮮嫩風逸，沸遲則老熟昏鈍，兼有湯氣……”文中第一次提到“穿其心”的銚，也是歷代茶書中提到“甌注”時，以為“茶注以不受他氣者為良……，往時龔春茶壺，本日時大彬所制，大為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無土氣耳。”“……其余細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質惡制劣，尤有土氣，絕能敗味，勿用勿用。”其后的茶書如屠本畯《茗笈》(1610年左右)中也有引用。而在明周高起《陽羨茗壺系》中“然爐頭風雨聲，銅瓶易作，不免湯腥，砂銚亦嫌土氣，惟純錫為五金之母，以制差銚，能益水德，沸亦聲清，……”從此以后茶銚都以錫制為佳。從上述的茶書資料可以知道，穿心銚與時大彬的茶壺在明代萬歷年曾流行成時尚，且1597年左右時大彬的壺以粗砂為主，而跟著時間的消逝及泡茶方式的改變，穿心銚的名稱也為人們徐徐淡忘。
穿心銚是明代紫砂茶具發(fā)展方向之一。但明代紫砂茶具的發(fā)展過程卻頗多疑問。作為創(chuàng)始之器的供春壺始終無法確認。按周高起《陽羨茗壺系》，紫砂壺創(chuàng)始于金沙寺僧，后傳于供春，供春擅作小壺，后時大彬游婁東后學作小壺。然后名工輩出，不可勝數(shù)。金沙寺址尚存，然又有明末周容《宜興壺記》云：“始萬歷間大潮山寺僧。”大潮山在宜興與浙江長興交界處，寺址不可考。所謂寺僧當為后人托古之辭，不可信。“供春”首見于萬歷二十五年許次紓《茶疏》，原文“龔春”;萬歷三十二年聞龍《茶箋》亦記有“龔春”壺。周高起《陽羨茗壺系》證為“供春”。吳騫引申為頤山家童?！兑伺d縣志》：“吳頤山，仕，正德丁卯發(fā)解元。”看來即便(龔)供春其人無誤其作品也無法確認。所謂供春小壺亦無從說起。
金沙古井出土的紫砂提梁壺與吳經(jīng)壺屬紫砂肇始之器，當無疑問。吳經(jīng)壺不晚于嘉靖十二年，金沙古井壺雖然在形態(tài)上比吳經(jīng)壺更為原始，但時代卻可能略晚于吳經(jīng)壺。原因就是宜興紫砂壺創(chuàng)始之初便產(chǎn)生了兩個發(fā)展方向(圖一)。一種是民間實用之器，如金沙古井出土之物。器形粗曠且不加修飾，另一類如吳經(jīng)壺般，點滴中透著文人雅客的奇思妙想。張渚1509年就記述了煮水淪茶的詳細過程，注湯用的是壺，煮水用的雖未明說，大體應該是瓷或錫銚。再看吳經(jīng)壺，鼓腹小平底，和王問所畫之壺無異。當為煮水之用。雖名為壺，實用作銚也。嘉靖十三年成畫的文征明《品茶圖》中，爐火之上的煮水器從橫把造型看應為紫砂穿心銚無疑。那么至少嘉靖中期文人已經(jīng)開始使用紫砂穿心銚，而紫砂壺的功能已經(jīng)轉化為單純的注湯器了。目前所見最早的紫砂穿心銚是近年徐州衛(wèi)遺址出土的，時代不晚于天啟四年。至時大彬時代，紫砂壺發(fā)展到一個較為成熟的新階段。文人墨客爭相追逐大家茗壺，紫砂壺的造型變化增多，壺上刻款開始流行，漳浦壺及揚州壺即為此期代表。及至時大彬“后游婁東，聞眉公與太原諸公品茶施茶之論，乃作小壺”，紫砂壺更趨于文人雅玩了。華師伊壺當具此期特征。金沙古井出土的壺和罐代表著紫砂器的另外一個發(fā)展方向。高領口平底罐共的底部和腹部多煙炱黑灰，應為煮水之銚;而出土的壺已經(jīng)作泡茶之用了。這種高領口罐煮水、提梁紫砂壺注湯的使用方式在民間一直沿用，并無變化。在蜀山窯址明代地層中的同類器物證明了這一點。直到清代初期，民間才開始使用紫砂穿心銚。
現(xiàn)在“紫砂穿心銚”的泛起不僅填補了紫砂工藝史中吳徑提梁壺到時大彬之間的一段空缺，而且為研究明代文士茶道及紫砂工藝發(fā)展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佐證，而出土該砂器的窯址的發(fā)現(xiàn)也增補了歷史上明代早期紫砂窯址的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