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20世紀30年代初已有了苦茶庵的齋名。在1934年1月正值五十壽辰時，作了兩首吃茶的打油詩，以知堂五十自壽詩為題發(fā)表在《人間世》上。因詩中流露的躲在書齋玩骨董，談狐說鬼且到寒齋吃苦茶的士大夫悠游閑適而消沉的生活態(tài)度，招致許多進步青年特別是左聯(lián)的激進青年的強烈批評，責罵他思想倒退，洞里蛇，自甘涼血，鬧了一場哄動當時文壇的風波。阿英就嘲諷不斷的國內外炮火，竟沒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壺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階級的生活是多么穩(wěn)定啊。魯訊當時作了公允之論，認為詩誠有諷世之意，其實藏些對于現狀的不平的，只是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蟭……周作人不肯承認自己的思想消極，只是說大家承認我是飲茶戶，而苦茶是閑適的代表飲料……(《關于苦茶》)。
周作人飲苦茶，當然不是說飲茶習慣越來越濃，只是表明自己新的生活形象或者生存狀態(tài)而已。歷史上，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奮吾智能，濟世救世，但往往又懷才不遇，開始轉向歸隱山林，游戲人生，從日常生活的瑣碎中尋求藝術的情趣，或縱酒品茗，或吟詩作畫以自娛，周作人從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始，到逃避隱退，躲進書齋小天地里吃苦茶、玩骨董，正重復了歷史上大多數文人的道路。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里去，這原是無足怪的。(周作人《永日集》)。所以，他吃苦茶，品嘗著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擠壓下的苦澀，苦中作樂。這正是他原本就認為的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 ，可以稱作忙里偷閑，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中享受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最后，他便開始了苦茶而苦果的悲劇。
1937年7月，日本占領了北京，茅盾、郁達夫、郭沫若等許多關心他的朋友都勸他離開北京南下，參加抗日救國工作，但他不肯離開舒適的八道灣，不久在日偽勢力下做了漢奸。胡適在周作人附逆前的1938年8月，曾以他倆共同所好的茶為隱語，從倫敦寄詩勸他放下茶鐘，離開北京南下。詩曰：藏暉先生(胡適自指)昨夜作了一個夢，夢見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鐘出門去，飄然一杖南天行……周作人也以茶為題回信解釋不肯離開的原因，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周作人在附逆的當時，1939年1月14日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反映他的心境：飽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覓得杜樊川。他曾在《苦茶隨筆·小引》中說，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幾歲才肯喝，咽一口釅茶覺得爽快，這是大人的可憐處。在苦茶庵中隱忍苦住，只有飽吃苦茶，余味是什么?可憐的苦中作樂的爽快。這樣一種悲涼、無奈、無助而苦寂的心境，從中走不出來，安于隱忍苦住，由苦茶而苦果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周作人的苦茶文學 周作人在1945年把自己的文章分為兩大類，正經文章和閑適文章。我寫閑適文章，確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經文章則仿佛是饅頭或大米飯。他還說自己這些閑適的小品文有如飯后喝一杯濃普洱茶之類而已，當作雅玩、小擺設。他認為現代文學的源流是明末公安派文學。周作人的小品文同明清流行的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文學一脈相承，形成了沖淡、清澀、平和為特色，有廣泛影響的苦茶派文學。曹聚仁說：知堂的文字，淡遠移人，如飲龍井茶，耐人尋味。他的小品文，親切通達而閑適的趣味，攙雜著幾分憂郁、惆悵，平和沖淡的境界，同時注重適度的含蓄，另有一種澀味。在別人眼中沖淡的閑適小品，周作人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周作人在1942年1月作《藥味集·序》中說：拙文貌似閑適，往往誤人，唯一二舊友知其苦味。所謂閑適，其實只是外表，真正的是苦味，閑適原來是憂郁的東西(周作人《風雨后談·序》)。周作人住苦茶庵，品苦茶，作閑適澀味的苦茶文學，人生悲劇的苦果，竟如此巧合一身!我們也不難理解他因吃茶打油詩挨罵而作的辯解。在1935年2月的《關于苦茶》文中用三個未必然作內心表白，對于茶有什么特別的了解，賞識，哲學或主義么?這未必然。一定喜歡苦茶，非苦的不喝么?這也未必然。那為什么詩里那么說，為什么又叫做庵名，豈不是假話么?那也未必然。這里三個未必然欲藏還露，似是似非，是說茶，不全是，借茶發(fā)揮，人生的境況，內心的體味，全泡在這壺茶中了。周作人的茶，周作人的人生，怎樣一個苦字!由人及茶，由文及茶，或者由茶及人，來認識周作人，不由得也感慨系之了!
